余鴻明向徐荷花簡單交代了幾句，聽到門外傳來一聲，“媽，我回來了。”幾人回過頭，瞧見剛好放學回來的包有才。
如今包有才上初三，沒人知道他這些沒有父親是怎么過來的。母子兩人相依為命，似乎只有在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們才會抽空去監獄里探望。一家團聚的日子，別人都在家里做上豐盛的一桌菜，但他們從來沒有。母親說，只要包來福一天沒從牢里出來，他們就沒法開開心心的過一次節。
包有才好幾次向村委反應，說他父親不是兇手。村委的人看他可憐，又看他是孩子，每次都順著他的意思。包有才便一個人走了三公里路到街道派出所，那天還下著雨，他淋了一身，從頭濕到腳。所里的民警以為是誰家走丟的孩子，問他什么都是回答，我要見我爸爸。
初秋的傍晚的雨夾著風有些寒意，民警怕他感冒找了塊干毛巾，有同事眼尖一拍腦袋終于想起這么一個人。這不是市里前幾個月犯罪兇手的孩子么！
包有才甩開毛巾，上去就咬著對方的手掌，瞪著眼睛看著對方。民警很郁悶，看著自己被要破皮的手掌還有一排牙印，心想這都叫什么事。幾個人將包有才送了回去，徐荷花差點急哭了，她丈夫坐牢，生怕孩子出點意外。
那一年，包有才八歲。
夏去秋來，包有才一直在想，怎么樣才能讓自己父親從牢里出來。那就是找出真正的兇手。
......
余鴻明問包有才，你愿意幫助我們一起調查真相么，也許沒有任何結果，也許真相是你的父親確實是兇手。
包有才點點頭，他已經快成長為一名大人了。我們不應該用嚴格的要求去跟一個孩子說，你必須學會什么。但生活的經歷會讓他慢慢成長。
包有才說，從那以后他經常會坐在村口里看，小時候看到晚上十點，徐荷花就會將他喊回家。到了初中，管的松了，他就經常看到凌晨才回家。
他看到村口里填平了池塘，看到田坡邊上修了球場，看到那條曾經破舊不堪的路重新澆筑裝了路燈。看到了很多來往的大車和小車。
余鴻明閃過一個念頭，是什么人會走到村子里，什么樣的人會凌晨三四點在外面走動。這條路是車站發車開往下一個城市過省到才會上來的。因為路又爛又黑，外人是不會從這里過得。那么只有是接客的黑車司機和對村子熟悉的人，至于大車，貨車，客車司機一般都不會在這里停下。晚上不發的車都停在車站，發車的上面肯定還有客人。
兇手是什么身份，他肯定是一個人，而且還是當年長期活動在這一帶區域的人。
如果是黑車司機，那調查希望就很渺茫了。因為曾經的這一批人，他們現在大多已經不活躍這一帶，自從車站加強治安管理，派出所整頓后，黑車基本已經很少了。通往市區有專門的公交，即使打車也有正規載客的出租。
余鴻明讓王朝陽吩咐下去，轄區民警全部便裝執勤，守在車站這一片區域進行治安巡邏。
案情的調查就從車站開始。
......
2006年十月底的南方經過一場小雨，天氣開始慢慢轉冷，預示著冬天快來了，人們換上了厚厚的長褲外套。道路兩旁的梧桐樹葉上有些泛黃。早晨的陽光透過葉子的縫隙照在匆匆趕路的行人身上，讓人感到溫暖和舒適。
民警在這里守了一個早上，除了一些地方性質的閑散人員拉幫結派的聚眾打牌，還有一些倒賣車票的票販子，車站的人流很多，余鴻明吩咐過不能打草驚蛇。
兇手的性格屬于沉著，冷靜。這種人很可怕，他可能就是你身邊最熟悉的那個人也是最不起眼的那一種。余鴻明下達的指示是全天24小時，輪流換班守著。一定要記錄和排查所有會在夜間活動的人。
而余鴻明本人則是讓王局長直接找到了車站的站長，這位站長兢兢業業了二十多年也快到退休的年齡了。他需要一份名單，是八年前的員工資料，但是這個檔案很難查，因為還有一些臨時打雜的人，這種人基本不算是正式員工，合同都不打，跟別說登記在冊了。
“找不到，那就把八年里的這批人全部集中起來一個個查。”
王朝陽苦笑著搖了搖頭，他忽然發現自己曾經做片警的時候快樂多一些。和老百姓套近乎，打交道。你哪怕每天處理雞毛蒜皮的小事，你還覺得生活很充實。
這些年體制里整改，新人換舊人。除了一些崗位的負責人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員工，很多都已經換了一批。
就按售票組的人話說，對面公共廁所的大媽都換了5個。
這些人的談話是王朝陽親自談的。
售票負責人小程，“八年？唉，警察同志，您太為難我了。我這每天見到的人沒有幾千也有幾百，就算這天天看到的我都有喊不上全名的。八年前的事情您讓我怎么記。”
檢票負責人小徐，“誒，好像我哥和我嫂子是八年前結婚的。就是夏天這個我記得很清楚，我還請了三天假。可疑的人？沒有啊。不過我也是上面小康村的人。當年八年前的殺人案還是很轟動的，這事車站人人都有印象也不會那么容易忘。”
廣播室員工阿慧，“可疑的事啊，誒我們明天都很忙。八年前的夏天除了白殿的命案，可疑的人你們應該去問門衛和治安處的人。車站里是有監控的歸治安處的管，門衛每天接觸的奇怪人比我們多。”
治安處的負責人吳勇，“可疑的人？這八年可疑的人還少么，我還見過拐賣兒童從浙江運出去賣的。還見過各種扒手小偷。你要說八年前夏天命案的時間里，我媽挺可疑的，她好端端的工作居然要辭了。”
王朝陽說，“兄弟，你也是心直口快的實在人，那你母親現在在哪呢？”
“哪兒，我和她越來越不對眼。我爸死得早，她這些年鬧著要找一個，我說你找就找把，非要找個曾經車站的環衛工！還鬧著要買套二手的小單間房。我這些年工作累不累？我自己還有老婆孩子，為了這事我媳婦跟我鬧了幾次離婚。我都不知道她是哪出和哪出。可惜兇手不是她，不然您就把她抓牢里關上幾天，省心。”
吳勇抽了口演，抖了抖煙灰道，“那什么，我也是隨口一說的氣話，我媽這個人嘴巴毒不受人待見，但其實人不壞。跟我一樣嘴快心直。可是說到這兇手，我是真的也沒頭緒。我媽現在租在外面，當年啊她也在車站工作，警察如果有需要我們肯定積極配合。為啥呢，我們也是管治安的，崗位不同，都是為人民服務嘛。”
王朝陽來到門衛的傳達室，這個老大爺在這里待了十二年。說是對這里有感情了，你看這個城市，以前人們還都擠破頭坐車出遠門，去廣東深圳，去上海去北京打工。這些年慢慢看著好起來了，外人都來我們這里找工作，自豪啊。
說到八年前，大爺有些感慨，“誒這工作的人啊，進進出出那個崗位，做什么，叫什么。我可能是記得最多的。早些年我們還要登記，來上班要在我這里簽個名。他們也喜歡和我聊天，八年前白殿村的命案，你還別說，我們這里上班的職工的住在這村子的也有不少。”
1998年，員工都有宿舍安排。只有個別離家近的喜歡下班往家趕，那些人要么是下班早可以趕回城里，要么是趕回上面的三個村子。大多數人五點到九點都散的差不多了，只有發長途的司機會在凌晨，這有專門值班的調度人員負責。
外省的人來到這里下了車，時間晚了那大多是在旅店住一夜。打黑車的人在當年不少，不過那都是去往市區的，太近沒錢掙，黑車不拉近的單。
再說那些住村子里的人吧，十來個的樣子，不過在當年警察就查過她們，基本都是些售票檢票的女同志，下班早回家也早。
以前吧宿舍還大多是四人一間或者六人一間。只有那個看公廁的，和我這個門衛還有個李師傅我們是一人一間。
我們年級大一些，崗位比較特殊，不和他們年輕人住一塊。
可是這八年過去了，那公廁的管理都換了三個了，車站和道路衛生的負責已經是全部交給衛生局勞動部門的人自己管理去了。平時吧我老婆也在這里陪我，這些天去城里給兒子帶孫子，過些天她就回來，她當初也在這個車站工作過。是管車站清潔工作，不過她們那個組長，也就是治安科組長的老娘，誒不對付，她底下的人就沒幾個不說她壞話的。
王朝陽遞了根煙給門衛大爺道，“大爺，你相信公道和正義么？”
“信，誒這些年車站治安好越來越好，那都是你們的功勞嘛。”大爺滿臉的笑意。
王朝陽以前也信，在很小的時候他和很多人一樣都相信正義，所以他們會成為一名人民警察。
可隨著時間和年齡的成長，他從片警做到治安大隊隊長又做了派出所所長。他還記得當年的夏天，一個小男孩哭著喊著跟他們說他的父親不是兇手。
但是市局給的壓力太重，人心惶惶，數月無果。
可這一切，都讓王朝陽有種預感，兇手另有其人。
......
人的出生，像一面鏡子，確切的說像清澈的湖面。我們拿著鏡子打量自己，覺得朝氣蓬勃，又覺得面目可憎。它清澈透明，但它卻融于很多東西。沙多易黃，藻多易綠。
我們又怎么可能一塵不染。于是我們忘記了自己的夢想，忘記了自己的職業，找書苑 www.zhaoshuyuａn.com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時間磨平的不是棱角，也可能是底線和良知，也可能是道德和真理。
2006年11月3日上午，市局幾位負責人召開了會議。
余鴻明表示，案情的偵破并不是一無所獲，他們甚至可以縮小范圍。從吳勇的母親，門衛李師傅，和八年前的公廁負責人開始調查。
就在這時，派出所又接到一個消息。是車站的值班站長的電話，他說是一個司機來反應的。八年前那天他印象比較深刻，案發那天的早上五點不到，他老婆電話打來說孩子發高燒生病了，可她老婆的工作實在不好調班，他只能去向領導批準請一個上午的假找人代班。
他五點二十急匆匆出門，恰好撞見李師傅滿身泥灰的回來。他知道李師傅平時工作就是打掃垃圾，怕是哪里打掃不小心沾染一身泥灰，也沒怎么在意。環衛工衣服臟是很經常的事情，雖然李師傅連衣服都破了好幾處地方，只是當時擔心孩子他沒怎么過問。
事后他將孩子送到車站附近的診所，囑咐醫生替他照看下孩子，下班就會來接他。結果又碰到來診所的李師傅，這會他們打了個照面。出于關心，他問了下李師傅怎么了。對方只是支支吾吾的說身體不舒服來看下。
因為趕著工作他也沒多詢問。
下班后去帶他兒子，他兒子卻告訴他，他聽到李師傅對醫生說自己被流浪狗要破皮出血了，要不要緊。醫生說打個疫苗預防呢，也沒說是大事。
余鴻明成立了專案小組，派出所也聯系吳勇找到了她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