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句比較傷自尊的話，民國時代的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個愚昧、動亂、無可救藥的落后國家，哪怕與黑非洲相比也毫無優越之處。
確實，當時的中國雖然還擁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卻早已輝煌不再，被時代所拋棄。遍地都是破敗不堪的中世紀鄉村，貪婪野蠻的軍閥和盜匪，以及與現代化生活完全無緣，時刻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可悲窮人——正如同我們這些現代的中國人，用充滿優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樣。
而僅有的少數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島，確切地說，就是那些由外國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這些租界被視為連接“現代西方”和“傳統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華炫目的一座“橋梁”，則莫過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場”了。
民國時代的東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樣的一副面貌？
——叮叮當當的有軌電車，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閃耀著霓虹燈光的十里洋場，渾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著藤帽打著綁腿的安南巡捕，西裝革履、趾高氣揚的各國洋人，一口流利外語的金絲眼鏡買辦，身穿旗袍、牽著寵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黃包車夫，賣白蘭花和梨膏糖的饒舌小販，滿臉菜色的碼頭苦力，收音機廣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劇，用“標準石油”鐵皮桶搭建的閘北棚戶屋，衣衫襤褸、偷偷剝樹皮充饑的鄉下乞丐，面黃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煙鬼……
當民國的農村全面破敗，不但農民生計艱難，餓殍遍地，就連地主也大量破產的時候，充滿了現代氣息的魔都上海，顯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幾乎每一年都有許多外地人前來上海謀生。而上海灘從1840年的荒蕪蘆葦灘，發展到20世紀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國人口和財富的不斷涌入——雖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發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國年代，那些失勢下野的軍閥政要，前清王公們，為了防備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賬，以及享受現代化的高質量生活，也都喜歡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鉆（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虛構的東北軍閥陸振華），一旦局勢有變，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猶如現代的海外政治避難者一般——只不過當時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就到處是洋人的地盤，所以政治避難只要跑幾步路就可以了。
總之，除了沒有網絡和電視，現代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現代人穿越過去不會有太多的不適。
雖然那年頭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黑幫分子橫行幾十年無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闖進成都市政府綁肉票的囂張程度，上海的社會秩序在民國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但是，這一切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場。而十里洋場外面的上海市區，就沒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遠東最為現代化的繁華都市，但是與如今基礎建設極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華界的相當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電也沒有自來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現代中國的東西不好類比，總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國際新聞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貧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嗎？在民國年間上海閘北的棚戶區，幾乎人人都會穿墻術！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洋貨的大量沖擊，江浙地區農村普遍破產，城市卻畸形繁榮。于是，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甚至破產地主，全都一窩蜂地涌進大上海找飯吃。但這些人既無文化又無技能，進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無一。大多數人只能去扛大包，賣香煙，拉黃包車，當傭人，或者進工廠當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穩定，說不準啥時候就折本或失業了。所以買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難。
當時，剛剛招募進廠的紡紗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錢，一個月才9塊大洋。而技術很熟練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個銀元的月薪。魯迅家的女傭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塊大洋……所以說什么民國時代紡織女工的月薪能夠達到二三十個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說八道——要么這個“紡織女工”其實是工頭或者高級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實拿的是金圓券……這具體又是個什么坑爹玩意兒，大家可以自行百度，總之在發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歡拿金圓券代替衛生紙來擦屁股，因為它比衛生紙還便宜。
更要命的是，明面上規定的工資，實際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為中間扒皮的惡棍極多，而且個個扒起來都異常兇狠。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飛星人力車公司實行定額薪水，每位車夫每日四角錢，月薪12元。但車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連喝稀飯都不夠，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幫派背景的工頭克扣。如果硬頂著不肯孝敬的話，被打斷手腳都還是輕的，裝麻袋丟進黃浦江的也不少。
而當時上海幾乎所有的招工市場，都被各類幫派（主要是青幫）包攬，企業必須給這些幫派大筆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繞開都不行。有時候還得容忍這些幫派往企業里插進一幫吃閑飯的人，否則就會被砸（日本紗廠之類背景深厚的硬骨頭例外）。所以這些不勞而獲的工頭，不但殘酷剝削工人，還能倒過來勒索敲詐自家老板——在他們這些無惡不作的狠人面前，沒背景的資本家其實跟被剝削的工人沒啥兩樣。
在這種處處受制于人的情況下，縱然企業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為被黑幫壓榨脅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價又是出了名的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樓梯轉角下邊一個七八平米的放掃帚雜物的小亭子間，月租竟然就要10塊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廚房的話，還要另外多付錢！你讓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錢就只夠他去喝西北風。租不起怎么辦?要么學習三毛流落街頭，要么就去住貧民窟。
那時候的上海閘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貧民窟，具體可參見當今印度的孟買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現代的巴西貧民，好歹還能用鐵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個小屋。但那年頭的中國工業落后，連上述這些工業品都不是貧民能弄到的，他們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蓋窩。
當時，各地來上海謀生的農民，從鄉下運來毛竹、蘆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搭出一個半拱形的架子，上面蓋上蘆席，周圍捆上茅草，在向陽的一面割出門來，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這種簡易窩棚俗稱“滾地龍”，高度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進進出出必須深彎腰，夜里回去瞧不見入口，一不小心就會穿墻而入——就跟學了穿墻術似的。
這樣簡陋的“滾地龍”窩棚，通常來說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最多也就是幾百戶人家可以分到一個公用水龍頭，每天早上排長隊輪流取水——據說很多都是從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經常因為煤油燈打翻而爆發火災，住起來既不安全也不舒適。根據記載，曾經有個住“滾地龍”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著茅草墻吃飯呢，突然被一把長刀扎了個透心涼——原來他的仇人站在墻外給他來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當時上海貧民窟的建筑結構，肯定會以為這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
如果有人能夠收集到許多“美孚石油”或“標準石油”（當時向中國輸入煤油燈的最大兩家公司）的油桶，剪開鐵皮做一層屋頂，那么就已經算是貧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國時代的貧民窟來，咱們如今的“城中村”簡直就是天堂了。
雖然全國各地的破產農民們紛紛涌入上海，試圖在城市里謀得一條生路。但事實上，雖然在民國前期，上海的輕工業一度很興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上海工商企業大批倒閉、停產和減產，居民就業形勢一直很糟糕。根據1935年的一份調查，全城400萬人口之中，竟然有60萬以上的工人處于失業狀態——這是多么龐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啊！
而那年頭既沒有失業保險又沒有低保補助，失業工人的下場比現在凄慘得多，在經濟形勢最悲催的那些年頭，每天早上在上海街頭都能找到不少餓死凍僵的“路倒”尸，而蘇州河里的浮尸數量，估計也能跟當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現在明白我黨為什么能夠在上海組織工人起義了吧！
在舊上海真正一直保持著畸形繁榮的，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場的消費能力一直非常旺盛，總算是給了窮人們拉黃包車、當小販、擦皮鞋和混黑幫的生存機會。
當然，如今絕大部分的民國背景小說，尤其是言情小說，主角一旦到了那個時代，通常都會自動投胎成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最起碼也是小資階級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經歷的都是風花雪月、燈紅酒綠、香車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臟亂破敗的棚戶區，恐怕往往連一個片段都懶得落筆。
那么，接下來，就讓我們探討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過民國時期的老電影、老照片，還有那個時代一些文人寫的生活散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租界，是一個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的地方——這里有一擲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參加化裝舞會的女大學生，有盛況空前的集體婚禮，有紅透半邊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絲群，有擺著誘人姿勢拍睡衣廣告的模特兒女郎，有專家學者的專題報告講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場，街邊報亭里擺滿了封面靚麗的外文雜志，電影院里有從美國好萊塢空中郵遞過來的新潮大片……總之，從外表上看，這似乎是一個與當今世界相比沒太多差距的摩登時代。
很多追求小資情調的人，從林徽因、張愛玲、郁達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個社會價值觀多種多樣，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時代，并且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小資風格。
但是，我們人類畢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調來生活的。當時租界里的小資文人們，生活壓力其實一點都不比當今社會的白領們低，而生活水平還遠遠不如現在。
沈從文在小說里寫過民國時代的一對小資夫妻，男的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生了4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一般公司職員的月薪大約是20銀元左右，而這位當丈夫的卻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個很有油水的單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價高昂，房價更是北京的十倍，饒是這位男人已經很能掙錢，他們這對小資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間公寓，他們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間公寓里，中間用木板隔開，另外半間住著沈從文，平攤下來連20個平方米都沒有。而就連這么半間公寓，當時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來漲到了20元），每個月還要收10塊大洋的水電費。光是這兩樣，每個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錢用來吃飯和給小孩買西洋奶粉，就已經用得精光，結婚八年了都還剩不下什么錢。
——在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電平均要收0.3～0.5銀元，相當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顯然是貴得多了。幸好那時候也沒有空調、冰箱、微波爐這些耗電大件，光是照照電燈聽聽收音機，應該還能湊合。
所以，那年頭的小資們別看出門就是西裝革履，金絲眼鏡，一塊流利洋文。偶爾還會出席一些宴會，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時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還是住著亭子間，吃著咸菜泡飯，頭頂還掛著小孩的尿布……也就跟當代的“蝸居”、“蟻族”差不多。若是再窮一點，就要去閘北住棚戶了。
當然，比起江浙鄉下那些連米飯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還要擔心農民暴動的破產地主，上海的“蟻族”們已經很幸福了——雖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資文人們明顯還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當心的是，那年頭的上海就真的跟現在的電影黑幫片一樣，夜晚黑幫械斗槍戰，白天洋人耀武揚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蠻橫，隨便打死幾個人都不當回事……總之記得盡量躲開便是。
但這樣窘迫的生活，畢竟沒多少人愿意一直過下去，尤其是當他們還身處于上海灘這樣一個花花世界的時候。很多稍微有點積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現代的我們一樣，紛紛把積蓄投進了股票交易所，企圖一夜暴富，但結果卻往往是血本無歸——資本主義的信條，就是騙輕信人之財，填貪婪者之欲。散戶和小戶在股市中永遠是被大戶和莊家宰割的對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機”，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滅危機，讓上海的股民們全都吃足了苦頭。而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是讓破產股民們自殺后的尸體漂滿了黃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當時還有另一個能夠獲利的投資渠道，就是政府債券。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以及各地軍閥大帥，都樂衷于在上海發行公債募集資金，而且往往打折發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債券只賣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卻能連本帶利給你返還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優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國年間的政府工作重點，基本上除了戰爭還是戰爭，所以這些公債并非我們如今買到的建設債券，而是風險極高的戰爭債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戰火之中三天兩頭倒臺重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資家買了勝利一方的債券自然收益不錯，可如果不慎買了戰敗一方的債券，那么就注定要變成一堆廢紙了——人家都已經倒臺下野了，你的債券又該去找誰兌付呢？
當時的中國每逢一輪軍閥大戰落幕，上海灘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機客要跳樓——當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話，或許可以憑借對歷史的先知先覺，在債券市場上大獲暴利，甚至謀得一個“投資之神”的稱號。
雖然小資階級知識分子在上海灘多半過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還是有條件盡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實的浪蕩子弟，為了在戲院包一個名角一擲萬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總會里，也總是云集著世界各國的佳麗，尤其是俄國大洋馬——在蘇聯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據說有上百萬“白俄”逃出國境，在世界各地從事一些上不了臺面的勾當。正如同蘇聯解體之后的九十年代。找書苑 www．zｈaoshｕyuａn.com
所以，與中世紀那些縱然身家萬貫也過不上好日子的悲慘富人相比，民國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國富豪們，多少還是能夠活得更瀟灑的。唯一的麻煩是……錢從哪里來？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北方內戰不斷，但江浙和上海的經濟還算繁榮，企業家的日子尚屬滋潤。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義上雖然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但由于洋貨的大舉傾銷，以及海外市場在大蕭條之中的急速萎縮，又沒有保護性關稅，上海的工廠反而紛紛破產，投資實業漸漸變得無利可圖。
而經商也不容易，因為那時代的所謂民國，其實更像是個大拼盤。蔣委員長的權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荊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則幾乎成了獨立王國，沿江到處設卡收錢，稅率普遍高達20%甚至40%。還有那些橫行于河溝水岔的大小盜賊，混跡于碼頭市集的黑幫流氓，更是會讓中等商人在轉眼間就傾家蕩產。
在工商業全都前景黯淡的時候，資本家們的投資方式跟如今并無差別，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搞金融投機，然后弄出了越來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許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軍閥大帥，就是因為昏了頭投資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騙，結果賠得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幾乎成了流浪漢。
所以，如果在那個動蕩無序的年代，中國的富翁們想要保住家產，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資到海外，想辦法把錢換成美國的股票和債券……至于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到了二戰時期也鐵定要被蒸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