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志》中寫道，漢朝剛成立時，民生凋敝，老百姓家里窮的叮當響，皇帝出行竟找不到同一種毛色的四匹馬拉車，有的大臣上朝只能乘坐牛車。劉邦在社會下層長大，對于暴秦苛政的殘酷深有體會，丞相蕭何等人都親身經歷過秦漢大變革，因此君臣一心，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與民休養生息，安撫流亡，發展農桑，社會經濟逐漸復蘇。
隨著形勢的變化，初入關時定下的“約法三章”顯然不夠用了。蕭何奉命改革秦法，制訂漢律。蕭何取秦法六律，以約法省禁、減除煩苛為原則，刪除了秦律中一些不合時宜的條文，對有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增加了戶律（戶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賦稅征收）、興律（征發徭役、城防守備）和廄律（牛馬畜牧和驛傳方面），合為九篇，編成《九章律》，又稱《漢律九章》。《九章律》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譽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漢朝以后每個朝代的法律大多以它為藍本。
蕭何重視圖書事業，他主持建造石渠閣、麒麟閣、天祿閣于未央宮內，石渠閣存儲入關所得秦朝書籍以及入咸陽以后所得的圖籍、檔案；麒麟閣貯存賢臣畫象等典籍；天祿閣專藏各地所獻秘本珍本。此三閣為漢朝官方主要藏書樓，奠定了漢代國家藏書的基礎。
開國元勛多數是大老粗，沒什么文化，每逢宴會，大臣們酗酒吵鬧，在殿上衣冠不整，大呼小叫，劉邦心里很討厭。劉邦廢除掉秦朝那套煩瑣的禮法，命令叔孫通制定一套相應的儀式，要簡便、易學、易行。叔孫通在秦朝就做過待詔博士，被司馬遷尊為漢家儒宗。他帶著一百多儒生排練一個多月，最后在劉邦面前演練一遍，劉邦很滿意，下令大臣們都要學，在長樂宮建成后的十月大朝會上正式使用。整個朝會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喧嘩失禮。叔孫通制定禮制，順應了漢初恢復統治秩序的需求。“禮樂漢君臣”、“漢官威儀”成為古代華夏文明的標志之一。
劉邦起初看不起儒生。大儒陸賈在他面前談論詩書，他張口就罵：你老子在馬上得天下，學什么詩書！（一言不合暴露出小混混的特質）陸賈毫不示弱，反唇相譏：馬上得天下，能在馬上治天下嗎？劉邦似乎有所感悟，面有慚色。陸賈以商周和秦朝的興亡為例，對劉邦講打天下與治天下的不同以及施行仁義的重要性。劉邦很受啟發，讓陸賈把興亡得失的道理寫下來。陸賈寫出十二篇論文，編成一部書，劉邦賜書名為《新語》。公元前195年，劉邦經過魯地特意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牛羊豬三牲齊全，是天子祭祀社稷的禮節）祭祀孔子，開皇帝祭孔之先河。
雖然尊重儒家學者，劉邦卻很清楚，僅靠儒家主張的仁愛、禮儀，無法治理好龐大的國家。漢初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針是黃老之術，具體事務的處理往往沿用秦朝的嚴苛法術。西晉學者皇甫謐認為劉邦從奪天下開始就兼用霸、王之道。所謂霸、王道，外黃老而內法。后世漢宣帝教訓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歷代統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借鑒“漢家制度”的治國方式。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也要講霸、王道，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