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宋欽宗開始御臨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當天“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蕩摩，久之乃隱。”

　　宋徽宗出居龍德宮，鄭皇后出居擷景西園，宰相率百官“既見，皆慟哭”，宋徽宗亦出涕，他對群臣說：“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說著，他回頭看了看李邦彥說：“且力主張。”

　　吳敏說道：“言錯者誰?愿斬一人，以厲其眾！”

　　宋徽宗回答道：“眾雜至，不可記也。”

　　過了一會兒，宋徽宗偷偷告訴李邦彥說：“說此舉錯者，師成也。”少宰李邦彥此時兼任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

　　東路金軍繞過中山府城之后，沿著河北大平原繼續馳騁南下。六萬金兵雖然兵強馬壯，但由于是孤軍深入，所以一路之上他們也很小心。十二月二十三日，金軍進至慶源府城外，“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惶恐，遽退三四里止”。

　　這天，阇母以討論講和之事為名，派人請沈琯來到軍寨中。阇母略能講幾句漢語，有時摻雜著講女真語，在他左右有三四個輔佐之人，都是原遼國漢兒進士及第者。其中有一位是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他說話口音與燕京人有些差異，他問沈琯：“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

　　沈琯回答：“真定、中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

　　高留守問：“前日過中山、真定，準備兵守煞好，因何不出戰？”

　　沈琯回答：“事出倉卒，不可輕動。”

　　高留守問：“南朝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何不出迎敵？”

　　沈琯回答：“散在諸路，要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

　　高留守說道：“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為界。”

　　沈琯說道：“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尚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

　　高留守說：“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

　　沈琯說：“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為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

　　阇母與高留守聽了這話相顧一笑道：“此人狙。”當時沈琯不知“狙”是什么意思，后來他問燕京人才知道，此乃“不好之辭也。”

　　阇母說：“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

　　沈琯于是“具言太祖、太宗取天下以兵革，真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他認為，“趙氏社稷，未必衰亂之時，若果為之，必有英雄起。”

　　阇母說道：“你中國自相殺，干我甚事！”

　　沈琯說道：“昔唐玄宗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

　　這時，眾人插話道：“聞儲君甚賢。”

　　沈琯說道：“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喜嬉游，皇帝之所不喜者。”

　　高留守說：“此亦聞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金軍攻陷慶源府。這時，軍中太史占卜了一卦，發現宋朝“帝星復明”。

　　宗望聞訊大驚，欲撤軍。郭藥師建議道：“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宗望采納了郭藥師建議，金軍于是繼續南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東路金軍進至信德府城下。信德府城墻雖然并不堅固，但守臣楊信功清楚，若出城交戰必不是金軍對手，于是他下令關閉城門堅守城池。

　　金軍于是鳴鼓而攻。宗望讓呂頤浩沈琯等宋臣全都來到城前觀戰，不多時，城池即被攻陷，楊信功等守臣被俘。

　　宗望、阇母等金軍將領登上城樓，假惺惺地下令“撫諭居民”。其實在破城之初，他們已悄悄下達密令，對各部明確劃分了搶劫范圍，并且“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結果是，“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眾，漢兒、契丹等地分，但微取財物而已。”

　　金軍的搶劫殺戮全部被楊云的手下看在眼里，嚴蕭憤怒的來找楊云道：“統領，某家實在是忍不了了，某家要殺了那幫金狗，統領你去看看那幫金狗所做的勾當，燒殺搶掠，他們連孩子都不放過。”

　　楊云拍桌子道：“忍不了也要忍，你別忘了我們的使命，我們能做到今天這一步有多不容易，你應該都清楚，如果現在前功盡棄，那我們以往的所有付出就全完了，我們存在的目的就是未來在關鍵時刻要給金國致命一擊。”

　　嚴蕭紅著眼睛撓頭道：“可是弟兄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楊云拍拍嚴蕭的肩膀道：“告訴弟兄們，看不下去就別看了，放心吧，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金狗今天欠下的血債，以后肯定會讓他們加倍償還的。”

　　嚴蕭抱拳道：“是，統領。”

　　楊云問道：“今日我們搶了多少財物統計出來了嘛？”

　　嚴蕭答道：“都統計出來了。”

　　楊云點頭道：“我們走的時候不是秘密帶了一些黃金嘛，折算成等量的黃金，等我們走的時候把包好的黃金扔進我們搶的每家每戶的院子里，記住此事一定不能被任何人發現。”

　　嚴蕭說道：“是，統領，末將明白了。”

　　郭藥師所率之軍一直在信德府城外，沒有入城搶劫，故不曾殺戮一人。有人問他：“將欲何往？”

　　郭藥師回答道：“我輩入京，素無歹心，復來歸朝。”

　　有人竟然相信了他所說的鬼話，“或依舊與博弈者，殊不知藥師紿我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宗望下令大軍出發，繼續南下。軍中太史又占卜了一卦，發現宋朝“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緊接著，有人來軍寨向宗望報告說，“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即位。”

　　宗望大吃一驚，金軍其他將領也很吃驚。宗望對太史說：“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于是，“以金帛賞其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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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皇內禪，太子即位”，這是宗望阇母以及劉彥宗等人之前沒有料到的。面對宋朝突然出現的這個政治變故，宗望“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

　　這時，郭藥師又建議道：“南朝未必有備。”接著，他進一步闡述道：“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茍聞有備，耀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示國威，歸亦未晚。”

　　宗望沉思半晌，最終又采納了郭藥師的建議，“決意長驅”。

　　宗望派遣郭藥師為前驅，令他率一千騎兵先行。郭藥師要求再增加一些兵力，宗望于是又給他增加一千騎兵。當日，郭藥師親率兩千輕騎兵從信德府出發，疾馳南下。

　　宗翰率六萬西路金軍，此時仍在繼續圍攻太原城。自十二月十八日開始圍城以來，已擊敗朔州守將孫翊所率之援軍，孫翊戰死于太原城下；又在汾河北岸交城一帶，連續擊敗府州知州折可求、鄜延路守將劉光世等所率之四萬援軍。

　　圍城已經數日，而新的救援之兵遲遲不見到來，河東路安撫使兼太原府知府張孝純心急如焚，但又無可奈何。

　　副總管王稟天性豪爽，他不像張孝純那樣憂慮，他毫不畏懼，每隔一兩天，他便率領一隊輕騎出城偷襲金軍。他們騎著戰馬，手握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十，方徐引歸，率以為常。”

　　張孝純心情很沉重，因為他在部署防守石嶺關時識人不明，用人不當，致使喪失地利，喪失制敵之先機，這才導致太原城還沒來得及做好應戰準備，便迅速被圍。他感到太原城已危在旦夕，為避免更大傷亡，為防止金人屠城，他產生了開城投降的念頭。這天，他召集諸監司開會商議，“謀欲降虜。”

　　王稟得知后，立即率刀手五百人來到知府府衙拜謁張孝純。他讓刀手們列隊于府衙門前，他大聲問道:“汝等欲官否？”

　　眾人回答:“然！”

　　王稟說：“為朝廷立功，則官可得。”他又問：“汝等欲賞否？”

　　眾人回答：“然！”

　　王稟說“為朝廷御敵，則賞可致。”他接著又說：“汝等既欲官，又欲賞，宜宣力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

　　眾人舉起大刀回答：“愿以此戮之！”

　　王稟問：“如稟言降，當如何？”

　　眾人又舉起大刀回答：“亦乞此戮之！”

　　王稟又問：“宣撫與眾監司言降，當如何？”

　　眾人又舉起大刀回答：“亦乞此戮之！”

　　張孝純見狀大驚，自此后，“絕口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

　　此時城中軍隊與居民合計大約有兩萬余人，張孝純和王稟號令全城行動起來，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居民，皆發給武器，全部武裝起來，分派地段，晝夜守城。

　　太原城周長僅十里，他們在土城之外挖掘了一條戰壕，在土城之內又筑起了一道重城。對城內存糧實行軍事管制，不分貧富，均按人頭每日供應。

　　張孝純坐鎮府中，統籌后勤安排。王稟則每日在城墻上督戰守城，他身先士卒，每日往來馳驅，凡有告急之處，他都親臨支援，他不僅贏得了太原父老百姓的愛戴，甚至連城外的金兵，也都知道城內有一位英勇善戰的王總管。

　　金軍輪番進攻了十幾天，太原城依然巍峨聳立。云梯、偏橋、拋石車等各種攻城武器，都被金兵全部用遍，汾河兩岸邊上稍大一點的石頭都被金兵用光，可每次進攻都遭到太原城軍民的頑強阻擊，每次都被擊退。

　　宗翰對此很惱火，他下令在城外廣筑工事，用鹿角連營把太原城圍困的如同鐵桶一般。太原城現在就像一座孤島，完全陷入金軍的四面包圍之中，所有的對外聯絡通道都被金軍徹底切斷。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金兵大舉入侵國難當頭之際，宋徽宗在大臣勸諫下，裝病禪位，皇太子趙桓在哭哭啼啼中即位于福寧殿，是為宋欽宗。趙桓是宋徽宗長子，生于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母親是顯恭皇后王氏。王氏是宋徽宗元配，生有一子一女，即趙桓和榮德帝姬趙金奴。趙桓九歲時，年僅二十五歲的王皇后便因病去世。趙桓十二歲時，被確立為皇太子。

　　宋欽宗即位后，按照慣例大赦天下，赦書中說：“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基余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這份赦書是翰林學士王孝迪起草的，赦書發布后，立即引起不小的社會反應。因為赦文中沒有說明皇上登基是由東宮傳位，所以，“四方多以為疑，士論非之”。當時，外有強敵入侵，內有皇帝禪位，國家正處于動蕩之中，朝野上下形勢很復雜，社會各界都在密切關注著時局動向，關注著每一個新的變化。

　　隨后，皇太子妃朱氏被立為皇后，耿南仲被任命為資政殿大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耿南仲是東宮舊僚，與趙桓相處有十年之久，趙桓對他一向很敬重。

　　接著，宋欽宗又下詔任命吳敏為中大夫、門下侍郎，任命種師道為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任命步軍都指揮使何灌為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這幾項任命，其實都是宋徽宗在禪位之前做出的決定，但還沒來得及發布。當時，吳敏與何灌都在京城，而種師道已致仕，隱居在終南山豹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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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當一部分朝臣對時局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們以為既然道君皇帝已經禪位，金兵或許會停止南下，會坐下來談判。朝廷的和談代表已啟程北上，估計用不了多久就會傳來結果。

　　在這樣的期待氛圍中，宋欽宗手詔河北、河東諸州軍，嚴令他們不得輕舉妄動：“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歡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鄰國，已致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除已遣使知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母得輕舉。”

　　十二月二十五日，宋欽宗上朝召集眾臣，商議應對金兵入侵之策。有大臣建議，在拱州、潁昌府、開德府和鄭州四處，各置都副總管，以加強京師防御。有大臣對此表示反對，認為現在金賊游騎侵犯河北，應以“三京”與鄧州四地的帥臣為帶都總管，將防區分為總四道，讓四帥各自分管，并且“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同時，還應不限文武官職，大膽啟用有才略且忠誠勇敢者擔任統制，宋欽宗皆一一準奏。

　　第二天，朝廷忽然接到探馬報告：金兵繼續馳騁南下，已漸向黃河逼近。這個消息令朝臣們一下子慌亂起來，宋欽宗急忙令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率七千騎兵火速前去守衛浚州黃河大橋，又令步軍都指揮使何灌領兵二萬，趕緊北去防守黃河。

　　關于守衛浚州黃河大橋，宋徽宗在禪位之前就已經下達詔令：“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可當時，手握兵權的何灌不同意將禁軍主力全部調出京師，他對宰相白時中說：“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支梧，何以善吾后？盍留以衛根本？”白時中不聽。第二天，白時中又命何灌出兵，何灌“辭以兵不堪戰”，白時中于是強令何灌出兵，任命他為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然而，何灌未及行，“而帝內禪”。

　　現在，宋欽宗又下達出兵詔令，梁方平、何灌不得不趕緊組織隊伍。當時，東京城內既無戰將又無強兵，“獨有健勇二萬”，梁方平從中挑選了七千騎兵匆忙出發，可是，“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因為天下太平已久，連京師禁軍精銳們都“不知戰”。將這樣的軍隊開赴戰場，其結果可想而知。

　　何灌是員老將，這年六十二歲，曾參加北伐收復燕云之戰，他的任務是率兩萬步兵，奔赴黃河南岸的滑州去防守黃河。可是，這兩萬人馬直到出發前也沒湊足人數，只好“聽募民兵充數”，其戰斗力也可想而知。

　　梁方平是北宋末年繼童貫、譚稹之后，第三個擔任統軍將帥的宦官。宣和六年時，由于天災人禍，河北、山東一帶百姓度日艱難，于是盜賊蜂起，宋徽宗曾命梁方平率軍討伐，而梁方平竟討伐成功，穩定了河北、山東局面。所以，朝臣們以為梁方平有一定的軍事指揮才能。殊不知，討伐盜賊畢竟不是與正規軍作戰。梁方平這次守衛黃河大橋，所要面對的可不是一群盜賊，而是久經沙場的金戈鐵馬，梁方平與他的部下們能勝任嗎？

　　北宋時，黃河上有兩座浮橋，一是建成于唐代的蒲津橋，位于山西蒲州；二是建成于北宋政和五年的浚州橋。浚州浮橋跨越大伾、鳳凰、紫山，分為兩段：大伾至鳳凰一段叫天成橋，屬于浚州；鳳凰至紫金一段叫榮光橋，后改名圣功橋，屬于滑州。橋名都是宋徽宗御賜的。浚州黃河橋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可謂東京的北方門戶，能否守住這座橋，能否守住黃河，事關大宋首都東京之安危。

　　十二月二十七日，宋欽宗正在延和殿里與大臣商討國事，忽然接到奏報說，有一群太學生在宣德門外伏闕上書。領頭的太學生名叫陳東，他在奏疏中強烈要求處死“六賊”，即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位重臣。

　　已過不惑之年的陳東是鎮江丹陽人，他在京城士人界早就有些名氣。他性格灑脫，氣概豪邁，不肯屈居人下，也從不憂慮自己地位貧寒低賤。在蔡京、王黼輔政之時，人們畏懼他們專權獨斷，不敢公開評論朝政得失，而陳東則毫不隱諱，敢于直言。因此，當陳東出現在某些宴會上時，有的客人因擔心陳東發表激烈言論會連累自己，往往避席而去。

　　陳東認為，現在道君皇帝禪位，皇太子即位，這正是大宋皇朝扭轉腐敗政局的大好時機，于是，他聯合其他太學生伏闕上書：“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敗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朆，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于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兇，亦見于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這場突然間爆發的學生運動，很快便得到朝內一些高級官員與將領們的支持，京城百姓也交口稱贊，于是，無論在朝野中，還是在社會上，都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對于宋欽宗來說，這也是一件很有利的事。在這六賊中，王黼等人與他還有私人仇怨，他正好可以借機一并解決。而且，他還可以借懲處六賊來立威，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這場學生運動當即得到朝廷肯定，被定性為正義的愛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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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陳東等太學生上書事件后，第二天，宋欽宗下旨召太常少卿李綱，來延和殿奏對。延和殿坐落在崇政殿之后、景福殿西北，建成于大中祥符七年，初名承明殿，后改端明殿，又改延和殿，是宮內的便坐殿。

　　四十三歲的李綱，字伯紀，祖籍邵武，祖父一代遷居到江蘇無錫。他在政和二年(進士及第，政和五年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議論朝政過失，被免去諫官職事，改任部員外郎，后升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城發大水，李綱上疏認為此乃上天警示，要求朝廷注意內憂外患問題。宋徽宗認為其議論不合時宜，遂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直到宣和七年七月，才被召回朝，任太常少卿。

　　李綱與吳敏是好友，吳敏覺得李綱能擔負大任，曾上書宋徽宗極力推薦李綱。李綱也已做好被召見的準備，“袖劄子待對”，還準備“刺臂血上疏”，他打算懇請宋徽宗傳位皇太子。可是，還不及召見，“上皇疾作”禪位。吳敏于是又向宋欽宗推薦李綱。

　　宋欽宗對李綱有所了解，對他印象很不錯。當李綱走進延和殿時，宋欽宗起身迎上前道：“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

　　李綱道謝禮畢，稟奏道：“陛下養德東宮十有余年，恭儉日聞，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愿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

　　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云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于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后艱。”

　　對于李綱所獻之言，宋欽宗“皆嘉納之”。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宋欽宗下詔書任命李綱為兵部侍郎。

　　同時，宋欽宗又向京東京西等路下達勤王詔令。因為京師禁軍主力已被梁方平和何灌帶走，現在城內守兵空乏，雖然宋徽宗在禪位前已向全國下達勤王詔令，但勤王部隊至今仍杳無音訊。

　　宋欽宗覺得必須盡快增強京師守衛力量，他在勤王詔令中說：“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畿甸，除沿邊防守御人外，令京東京西淮南西浙帥司，于正兵并不系正兵內精選驍銳，及招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

　　宋欽宗認為這幾個路距離京師較近，他們應該先于其他路勤王部隊到達京師。

　　按照慣例，新皇帝即位必須改變紀年年號，這稱之為“改元”。“改元”是帝王正式開始君臨天下的一個標志。給年號命名是一件很嚴肅的大事，宋欽宗將此事交給宰相白時中辦理。白時中又將此事委托給尚書右丞宇文粹中與中書舍人朱勝非。這天，在都堂里，白時中對他倆說：“方議改元，可撰數名。”

　　朱勝非問：“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為主？”

　　白時中說：“當以和戎為主。”

　　和戎就是與金人講和。朝廷當前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便是如何讓金人立刻退兵。在白時中看來，謀求和解是首選之策。

　　朱勝非說：“漢與匈奴和親，改元景寧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為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慶歷、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中矣。”

　　中書侍郎張邦昌插話道：“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額。”

　　朱勝非反駁道：“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

　　中書舍人席益諷刺說：“‘祐’字亦類元祐。”

　　朱勝非一聽這話很不高興，他臉色一沉，反問道：“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丕變政事，純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

　　宇文粹中見臣僚們又要開始打嘴仗了，便對朱勝非說：“公不必多言，但見示文字。”

　　不久，宇文粹中從“日靖四方”與“永康兆民”兩句中提煉出“靖康”兩字，建議以此做年號，含有靖難安康天下太平之意，經廷議獲得通過。“日靖四方”出自《詩經》，“永康兆民”源于《尚書》。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宋欽宗一大早便來到明堂接受百官朝賀，并正式下詔改元：“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可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同時，宋欽宗下詔，要求“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還下詔要求，從官員中舉薦文武官僚“堪充將帥者”，以抗擊入侵之金軍。

　　也是在這一天的宋徽宗向宋欽宗提出要去亳州燒香，宋徽宗禪位后，隨即搬出禁中，搬到了龍德宮居住。龍德宮即原來的端王府，位于外城，在景龍江北岸。所謂景龍江，就是內城北門景龍門外的一條護城河。宋徽宗于政和年間，曾對龍德宮進行過一次擴建，主要是沿景龍江岸邊修建了一些別具風格的建筑物，并增添了一些花石草木，將龍德宮擴建成一座頗具特色的園林。每年春三月，園中奇花異草到處萌發，生機勃勃，到了五六月則芙蓉披紅，荷花盛開，景色很美。有詩這樣描寫龍德宮的景色：“碧栱朱甍面面開，翠云稠疊鎖崔嵬。連昌庭檻渾栽竹，罨畫溪山半是梅。”龍德宮最主要的建筑物叫熙春閣，那是一座純實木結構的多層建筑樓閣，“上下無土泥”，除此之外，園中建筑都是一些散落的低矮的廬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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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德宮與皇城相鄰，僅有一道夾城相隔，經過這道夾城，可“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據宋徽宗自己后來對李綱說，當初修筑這道夾城的目的是，打算等自己內禪后，皇孫們可以從夾城來龍德宮游玩，方便自己抱子弄孫。皇帝也可以不用出皇宮大門，通過夾城過來看望自己。

　　鄭皇后也搬出了后宮，但她并沒搬進龍德宮，她搬到了擷景西園。擷景園也是一處幽靜的皇家園林，當時東京有數十處皇家園林，而擷景園并不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是瓊林苑、玉津苑、瑞圣苑和宜春苑，時人稱之為“東京四園苑”。

　　內禪之后，宋徽宗仍時刻惦記著國事，他曾對宋欽宗以及大臣們說過這樣的話：“他人不知，我知此虜不可當也。予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陜右下兵，圖收復。”

　　宋徽宗覺得，金人這次大舉南下，來勢兇猛，而且矛頭直指自己，雖然自己已經禪位，但仍不可呆在京師坐以待斃，他打算以去亳州蒙城燒香為由，離開京師，前往東南避難。

　　亳州蒙城是莊子故里，是道家文化圣地。在蒙城東郊有一座莊子祠，始建于北宋元豐元年。宋徽宗尊奉道教，崇尚老莊，早在宣和元年六月，他曾下詔追封莊子為“微妙元通真君”。

　　靖康元年正月初一，宋徽宗正式向宋欽宗提出，他想在正元節前，去往亳州蒙城燒香，拜祭莊周，祈愿道祖老莊保佑國泰民安。

　　宋欽宗同意，并在第二天下達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要求各有關部門做好各項準備。太史通過占卜推算了一番，建議宋徽宗選擇正月初四日辰時啟行。

　　可是，正月初三晚上，宋徽宗聞聽金兵已渡過黃河，濬州已失守，他感到情況急迫，他等不到正月初四辰時了，這天晚上“夜漏二鼓之時”，即夜里21-23點之間，他悄悄離開龍德宮，“車駕東出”，直至通津門，下河乘船而去。當時，宋徽宗身邊僅有蔡攸以及內侍數人扈從。

　　通津門是陸路城門，南側就是汴河東水門。汴河是東京城里最主要的一條水上交通干道，“自淮而南，邦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汴河水從外城西水門入城，流入內城水門，橫穿皇宮前邊的州橋、相國寺橋，然后流出內城水門，再經過外城東水門，出城朝東南方向流去。

　　宋徽宗匆匆登船，沿著汴河連夜出城。水在夜中流，船在水上行。此時正值寒冬時節，汴河水位較淺，因而船速稍緩。宋徽宗覺得如此行進太慢，于是棄船上岸，改乘“肩輿”即轎子。坐了一會兒“肩輿”，宋徽宗覺得還是太慢，于是又回到河岸邊，“得般運磚瓦船乘載”。

　　由于走時太倉猝，沒來得及準備食物，經過這番顛簸勞頓，宋徽宗開始感到“饑甚”。行宮使蔡攸急忙派內侍在船上尋找食物，后來“從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一夜之間，宋徽宗他們竟然“行數百里”，天亮時抵達南都（今河南商丘），不得不說宋徽宗逃跑的速度還是很快的。

　　至此，宋徽宗大概才稍微松了一口氣，他們“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

　　天亮之后，就是正月初四。這天辰時，太上皇后、太皇妃以及王子帝姬等也離開東京，“相續以行”，他們紛紛登上船，前去追趕宋徽宗。宋欽宗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范訥，統領勝捷軍扈從。這天，還有不少朝廷官員聞聽宋徽宗已離開京師，遂相繼“潛遁”。

　　宋徽宗在南都并沒停留多久，他們買了駿騾之后，便趕緊騎上繼續前進。途中，路過一個村莊，宋徽宗走累了想歇歇腳，見一戶人家竹扉半掩，遂拍門而入。這戶人家只有一個老婆婆在家，宋徽宗遂與她拉起了家常。老婆婆問他姓氏，宋徽宗回答說：“姓趙，居東京，已致仕，推薦長子自代。”

　　宋徽宗騎著駿騾到達符離后，“始登官舟”。船行至泗州，宋徽宗登岸，至江邊集市上買魚。他很會買東西，他與賣魚人討價還價，二人不斷爭執，賣魚人稱呼宋徽宗為“保義”。“保義”即保義郎，是武官官階，舊稱右班殿直。

　　買魚歸來，宋徽宗回到船上頗有感觸，遂賦《臨江仙》小詞一首：“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煙籠灘上鷺，人賣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到達泗州后，宋徽宗這才停住匆忙的腳步稍微休憩。泗州城地處淮河下游，淮河在此處與汴河相連，這里是南北交通要沖，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這時候，行宮副使宇文粹中以及童貫、高俅等大臣，都相繼從后面追趕了上來。

　　童貫本來已被宋欽宗任命為東京留守，但童貫聞聽太上皇帝已經“東幸”，“心不自安”，于是率勝捷軍親兵傾巢而出，“追從龍德之駕”。童貫膽子的確很大，對于宋欽宗的任命他竟敢拒不從命，這也是童貫后來被定罪處死的十大罪狀之一，即：“不俟敕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

　　當時，像童貫這樣擅自離開京城，前往東南地區的官員還有很多。“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余百官屬去者，侍從自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以至于出現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眾目駭視”的局面。蔡京蔡攸與宋煥家族，“中外千余人，無一在京師者。”而蔡京蔡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眾。”

　　童貫和高俅都是手握兵權的重臣，他們都領兵而來，童貫領著三千勝捷兵，高俅領著三千禁衛兵，名義上他們都是來給宋徽宗護駕的，都要保護宋徽宗過淮河，去揚州。其實，他們也是來跟著宋徽宗保命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國難當頭，他們預感到，自己若留在京城里兇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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